往事如烟。随着岁月流逝，许许多多事情都渐渐淡忘了，但对30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发生的事，我却不能忘却。耳际有时仍会隐隐地响起一位饱经苦难的外国作家的申诉声。他热爱中国，不远万里来到了北京，最后客死在北京。

    相识在北京

    他的名字叫维里亚托，达克鲁斯(ViriatoDaCruz),1966年我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他。他是安哥拉、葡萄牙人的混血儿，皮肤微黑，个子比较高，看起来很健壮。其实在此之前，我已经从书本上知道他的名字。他1928年出生于安哥拉农村，后来成了安哥拉著名诗人，又是一位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士。40年代，达克鲁斯和马里奥·德安德拉戴在首都罗安达创办了名为《信使—安哥拉大自然之声》的文艺杂志。他在杂志上发表诗篇，愤怒控诉殖民当局的暴行，斥责他们的野蛮罪行。德安德拉戴称赞他的诗“内容是爱国的，形式是民族的，语言是大众的，感情是火热的”，在安哥拉乃至整个黑非洲“开创了新一代的诗风”。达克鲁斯、内图和德安德拉戴在当时并称安哥拉三大诗人，同时以非洲民族主义领袖闻名。

   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结束后，我被暂时留了下来，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主办的英、法、阿拉伯文杂志《号召》( Call)编辑工作。我和达克鲁斯相处的机会更多了，因为他留在了中国。

    作为诗人的达克鲁斯原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总书记。1957年，由于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追捕，他被迫流亡国外。他多次参加国际文化和文学活动，坚持不懈地为安哥拉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奔走。五六十年代，他曾以作家和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四次访华，后来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由于内部出现政治分歧而分裂。达克鲁斯热爱新中国，他把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当作安哥拉的榜样。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分裂后，达克鲁斯苦闷仿徨。1966年他获得了亚非作家会议的邀请，来北京参加会议。他高兴极了，希望能在北京安居下来。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。

    短暂的愉快时光

    达克鲁斯工作勤奋、待人十分热情，尤其对中国人更是亲热，见了我们总是紧紧握手，口里不断地说着他刚学会的中国话:“你好!”他对能够留在中国工作，感到非常高兴。

    不久，他又把在阿尔及利亚的夫人和孩子接来，在北京安了家。他的夫人肤色较白，待人谦逊和蔼。她经常带着她的三岁大的活泼的小女儿—一个典型的非洲女孩，满头卷发，皮肤黝黑。我记得，当时经常举行国际性的招待会，女宾衣着五彩缤纷，可是达克鲁斯夫人却经常只带着一件紫红色灯心绒的短外衣，没有什么装饰品，像当时的中国人一样。1966年10月1日，在我国17周年的国庆大会上，达克鲁斯代表在北京的外国朋友，在天安门城楼发表题为《人民中国万岁)的讲话。第二天《人民日报》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篇讲话。达克鲁斯对这次国庆盛会久久难忘。他事后对我说，他刚讲完话，毛主席走到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用英文说:"Thanks"谢谢)，他感动极了。